明朝皇帝爱玩弄小太监:与宫中'十俊'同卧起

  在明代历史中,神宗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从万历三大征看来,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虽然,我们可以说他是好大喜功,但是不要忘了,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始终强调朝鲜要力求自保的事实。

  实际上,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当然,神宗的荒怠、好色,也是不容否认的。晚年的神宗,对于朝政的兴趣,显然没有对敛财的兴趣浓厚。

  在他亲政的后2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万历后期朝政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朝军队在与努尔哈赤军队的萨尔浒一战中丧师10万,从而丧失了明军对后金军队的优势,间接导致了明代最终被清朝取代的结局。

  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神宗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那么,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东西让皇帝堕落得如此厉害呢?

  虽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说法,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但是,学者们也以为,神宗之怠于临朝,还因为他的身体虚弱的原因。当然,身体虚弱的背后,是酒色财气的过度。

  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对皇帝私生活这样干涉,使神宗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辨甚悉”。

  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看来,神宗根本不承认雒于仁的批评。的确,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饮者率数升,定陵出土的皇后凤冠

  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说,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神宗在17岁的时候,曾经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

  这件事他倒是承认。至于说到好色,神宗虽然似乎不及他的祖父,但却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他在万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

  而且,神宗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神宗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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