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宜会战对抗战的影响: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枣宜会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本军队驻武汉的第11军对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发动的一场作战,会战以日军占领宜昌而结束。此次会战,日军虽占领了宜昌,但未能击溃第五战区的主力,而且遭到重创,伤亡1.1万余人。在枣宜会战中,国民党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殉国。

  日军显示了他们的战力远胜当时的国府军,按第十一军的战报显示,该会战日军伤亡仅约7000人,与之相较,我军承认的战损为:阵亡36983人,失踪23000人,负伤50509人,如换算伤亡比率,日军投入56个大队,伤亡约占有效作战兵力的12.5%,可我军投入之兵力约54个师,概约38万人,伤亡高达总兵力29%,或是,有效作战兵力的45%!---毫无疑问,我军战败!经此一役,第五战区主力元气大伤,且重要性急速下降,直到抗战结束都没有恢复,换言之,日军的企图达成了。

  但是,五战区的作战计划基本上并无问题, 会战开始前,中国方面及时发现日军企图,正确判断日军进攻方向,采取了相应部署,准备在平汉路武胜关、广水段先发制敌,袭扰日军后方,威胁武汉,对日军进行战役侦察,破坏其企图。此计划虽好,但未能实现。会战第一阶段(襄东作战)以一部抗击日军,主力及时转移外线,控制于日军侧翼机动位置,使日军在襄东平原地区包围合击中国军队的企图落空,并乘日军返转之机,适时反攻,造成对日军第3师团的反包围。

  日军在100多架飞机、200辆战车掩护下,突围而出;在3天的围攻中,装备较差的中国军队给予第3师团以严重杀伤,挫折了其锐气。在南线,第33集团军截击日军的部署也是对的,但兵力不厚,通信联络失密,致遭日军第13、第39师团的反扑,损失较大,总司令张自忠壮烈牺牲。他的精忠报国之志,足以引为全民族的骄傲,并永垂青史。总之,中国方面对第一阶段作战的判断和部署大体是正确的,从战场形势看,并未完全受制于日军,还保持着一定的主动性。出问题处在对我方部队战力估计的过高,,而实情是我军极度缺乏重装备。我军至少有三个军为敌重创,但日军只掳获山/野炮二十三门!只能靠人力硬攻,打击力严重不足,以致再次上演虽已对敌(第三师团)包围攻击,却无法将之全歼或重创的一幕。

  第二阶段的作战却完全陷于被动。会战一开始,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都估计此次会战不过是一年前随、枣会战的翻版,以为日军不至于以有限的兵力冒险向宜昌作远距离进攻,即使日军以一部西渡汉水,也仅是佯动,因而在全战役计划中根本未考虑河西作战,将河西主力放胆调到河东,连宜昌也无兵守备。第一阶段作战后,日军又从长江下游第13军调运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以加强第11军,并以6个汽车中队向前线运送大批作战物资,中国方面竟未发现,仍然处于麻痹状态,仍在等待日军自行东返。日军经过整补,突然转而向西,长驱直入。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措手不及,仓猝调整部署,全盘顿时错乱,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战略重镇宜昌的陷落自不可免。这对尔后的抗战,在军事上和心理上更增加了困难。这完全是统帅机关对日军战略和战役企图判断错误所造成。如能在全战役计划中顾及日军西犯的可能,控制较强的战役预备队;退一步讲,如能在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到日军西渡汉水的10天空隙时间内判明日军动向,调整部署于先,当仍可保持一定的主动性,给日军以更大打击,而减少己方的损失。

  各战区之间以及战区内各部队之间缺乏积极主动的策应,也是导致此次会战失利的重要原因(这一弊病在历次会战中反复出现)。日军为遂行此次会战,从长江以南和长江下游抽调了大批部队,也就是说,从第九、第三战区当面抽走了大批部队,这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本来就很分散、薄弱的守备力量更加分散,更加薄弱。第九、第三战区如能乘此机会向当面日军发起强有力的攻势,必能收到较冬季攻势更大的战果,威胁日军后方,给第五战区以有力的策应。但第九、第三战区虽有所行动,却远不够积极、有力。蒋介石曾于5月3日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要他们“乘敌移动,予以一大打击……第九战区应乘虚蹈隙,进袭当面之敌,使第五战区作战容易……第三战区应加强沿江兵力,积极邀击敌舰,截断长江。”这一命令也未得到认真执行。同样,在第五战区内,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也曾要求第21、第29、第31各集团军先发制敌,进攻日军后方,威胁汉口,确实截断平汉线,但这些训令发出后多未付诸实施,军事委员会和战区也未严格督查,因循了事。

  枣宜会战历时近两个月,中国军队英勇抗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战役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以张自忠将军为代表的中国爱国军人伟大的抗战精神给日军以强烈震撼。战役的失败也给正面战场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国丢失了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富裕的产粮区,日军在宜昌修建飞机场对重庆等大后方地区狂轰滥炸,加上欧战的不利形势,种种因素的综合,极大影响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悲观消沉局面,而这正是日本迫降政略中最希望看到的。

  枣宜会战后是中国抗战最危险的时期。但同时,在这种形势下,激烈全国抗战士气、推动抗战继续前进的重任进一步落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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