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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适要扫清藩镇,须先发展经济。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唐朝初年的“均田制”、“租佣调制”为基础的税收难以统计人员丁口,难以收税,中央财政难以为继。于是,公元780年,皇帝听从宰相杨炎的建议,改革“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度,开始实行两税法。两税法在本质上是要简化税收,所有税种都并入其中,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征税。

      这本来是一个中兴唐王朝的契机,原本指望着“两税法”能够积聚起大量的钱财,用于整训军队,进而削平藩镇。然而,一场不期而至的叛乱打乱了皇帝的计划,而起因也是出于皇帝急于求成,惹翻了河朔三镇造成的。

      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要求德宗任他为新任成德节度使。按照唐王朝与藩镇达成的默契及协议,这个要求不过分。但是李适没有很好的评估自己的实力,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将藩镇权力收归中央的机会,因此断然拒绝了李惟岳的要求。本来只是一个走过场的认证形势,结果被皇帝推翻了。这下,惹恼了李惟岳,于是河北战火重燃。

      这些节度使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因此李惟岳还拉上了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及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一同举兵谋反,此即唐德宗时期的“四王二帝之乱”的起始阶段。

      1、唐德宗时代的二帝四王之乱

      李适也不得不调兵遣将,派遣幽州留守朱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平乱。平叛战争比较顺利,可是在最后关头出了岔子。李适在封赏时,没有顾及到平叛将领的需求,以至于使得前线将领认为封赏不公,立刻就撂挑子,转而伙同叛军进攻唐军,形势急转直下。所以,李适以藩镇军平叛藩镇军的做法,在本质上就不可取。他们本是同气连枝的,怎么可能会为了皇帝中央集权自相残杀呢?

      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李希烈五节度使先后称王,黄河下游一带不遵唐王朝号令,叛乱越演越烈。783年,李希烈率2万兵马围攻河南襄城。到了9月,唐德宗为解襄城之围,从各地调兵遣将,其中,泾原道兵马5000人被征发前往援救襄城。唐朝的泾原,相当今甘肃、宁夏的六盘山以东,浦河以西地区,属古凉州地界,其民狡悍难制。10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5000士卒抵达长安。

      如今的唐朝没有钱,每月高达一百多万贯的维稳经费,已经榨干了李适的家底,他天天为钱发愁,因此在行为做派上就显得很小家子气。但是他也知道哪头轻哪头重,当下平叛是最重要的,如果打输了,天下都没了。所以,他就在长安城规定财产高于一万贯的商人,只准留一万贯作为经营产业之用,其余的一律借给朝廷充作军费,待朝廷讨贼成功后归还。这种强夺之策,实是害民之法,结果长安城内的公务人员,纷纷借此中饱私囊,惹得长安城怨声载道,结果却只凑到了88万贯。不够怎么办?继续征税,李适加征了房产税和交易印花(税间架、算除陌),结果酿成了商人罢市的群体性事件。在泾原兵到达长安城时,遇到的就是这样的鸡飞狗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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