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茂七是英雄还是逆贼?他牵动了整个明王朝的神经!



明宣宗宣德十年(1435年)五月,明宣宗朱瞻基病逝,年仅九岁的太子朱祈镇即位,次年改年号为正统。这位皇帝,是明朝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明英宗。

说“传奇”,是因为他的一生,乃至他总共执政的22年,可称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他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有两个年号的皇帝,也是唯一一个曾经被抓到蒙古做战俘的皇帝,更是唯一一个在遭到废黜后能够重夺皇位的皇帝。诸多的“传奇”串联着这一时代中国历史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明朝历史上第一个“宦官专权”的时代,第一个权倾朝野的大公公王振,明军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土木堡之败”,第一次全民动员的“北京保卫战”……

然而与种种的“耳熟能详”相比,发生在公元明英宗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的福建邓茂七农民起义,却素来被历史关注不多。

但这场距离“土木堡之败”仅仅一年,却一度牵动了整个明王朝神经的动乱,对于明王朝当时乃至后世的影响,却远远大于许多人的想象。

这场起义于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爆发于福建沙县,其后历时两年,起义军先后攻占福建沙县,建宁,延平等二十余座县城,史载“控制八闽,三省震动”,明王朝屡剿屡败,甚至一度在“剿”与“抚”之间摇摆不定,在北有蒙古瓦剌南侵且惨遭“土木堡之败”的情况下,陷入南北“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

而关于这场起义的领导者邓茂七,封建时代文人历来更是恨之入骨,明末戏剧家阮大铖的戏曲《荡贼录》,即以镇压这场起义为素材,讴歌了明军浴血奋战镇压逆贼的“光荣事迹”。清朝历史学家徐元文更把邓茂七与刘通,李自成并称为明朝“三大贼首”。《罪惟录》说这场起义“波及东南数省,荼毒生灵百万,国之衰运,自此而始。”直接把明王朝走向衰败的“罪过”安在邓茂七头上。

但在福建当地,邓茂七却始终享有极高声誉,闽戏里有不少以他为主人公的“英雄戏”,多是勇冠三军,为民做主的“救星”形象。到近现代,有关这场起义的评价终于“扶正”,成为“伟大的反封建运动”。但有关起义的原因以及真实过程,以及起义的领袖邓茂七其人,比较同时期明英宗的“土木堡惨案”以及荡气回肠的北京保卫战,不但史家时常一笔带过,今人更“八卦”的少,这场一度深远影响了明王朝政局的“东南大动乱”,至今不为人所熟知。

真实还原这一切,评析历代对此评价里的是是非非,还是且让我们从邓茂七本人说起吧。



邓茂七,原名邓云,江西南城人,祖辈皆是世代务农的“自耕农”,自小勤练武艺,喜抱打不平,在当地颇有勇名。正统初年,江西当地土地兼并成风,其家祖产被当地地主勾结官府豪夺,酿成“土地纠纷”。邓茂七一怒之下杀死地主,继而流亡福建,成为“负案在逃犯”。在福建当地,他改名邓茂七,在福建沙县以替人耕种为生,成为一个“黑户佃农”。

而这段人生经历,也让他本人有了一个新身份----流民。说流民,可称是大明朝二百七十年间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朱元璋建国后,为发展生产,一面出台政策鼓励耕种,另一面也设立了严刑峻法,农民无故不得离乡,离乡二百里即需要有当地官府的“路引”。但时过境迁,到近一个世纪后的正统朝,自永乐末年开始甚嚣尘上的土地兼并之风越演越烈,赋税加重,徭役频繁,加上贫富分化的加剧,导致“先富起来”的地主们开始大规模的“兼并风”,诸多自耕农们丧失土地,流离失所。为生计所迫,他们开始逃亡家乡,从山东,河南,江南,江西地区,向当时地少人多的荆襄地区以及被称为“荒蛮之地”的福建地区大规模迁移,这就是所谓的“流民”。

而在福建,这些迁移的流民并无合法“户口”,只能依附于当地势豪之家,靠做佃农为生。其地位形同农奴,承担沉重赋税徭役,仅以福建本地为例,流民租种地主土地,除承担高额田租外,也要替地主承担赋税徭役,总数是明朝当时赋税额的十倍。除此以外,还有“春敬”“冬牲”等十几种巧立名目的供奉,苛捐杂税下,生活贫困不说,且毫无“合法权益”,任由主人宰割。今天保留的福建当地许多“大宅门”的遗址,宅院内往往设有旱井,其实就是“老爷”们私设公堂处决不听话的“流民”所用。在歌舞升平的“大明盛世”里,他们是“隐藏在黑暗角落里的人”。



“黑户”当然有反抗。在宣德末年以及朱祈镇刚刚即位的正统初年,湖广一带就曾发生过千人规模的流民反抗,旋即被镇压。而朱祈镇信任的大公公王振的专权,更给酝酿已久的流民大暴乱加上了“催化剂”。王振得势后,大肆公开卖官鬻爵。从知县到布政使皆“明码标价”,尤其是“天高皇帝远”的福建,更级职务更是“抢手货”,价码节节攀升。知县一职可卖到两千两白银,布政使一职连翻数倍,高达八千两。

在福建一地,至正统十二年(1447年),福建各级地方官吏,“买官”的竟占三分之二。这些人“投资”的人为“盈利”,到任后当然大肆搜刮地方,巧立名目加派苛捐杂税,不但大量的负担转嫁到“黑户”身上,连当地“合法户口”的城乡百姓也同样受害颇深。诚如当时明朝吏部尚书王直在奏章里所痛陈的:“今闽,粤各省,官吏多非正途所出,反尽是捐纳(买官)之徒,其为官一任祸害一方,民苦苛政久矣。”上奏的王直在王振的陷害下遭明英宗痛斥,被“罚俸半年”,而在遥远的福建,一场大起义已然山雨欲来。

而说到邓茂七的起家,又不得不提到一个词——乡集。这并非是我们今天印象里的乡镇集市。明初商业贸易厉行“专卖”法,但“流民”们赋役沉重,为生计所迫,时常偷运物品,与当地商户交易,而彼时福建,“资本主义萌芽”初兴,各城镇商户众多,也乐意以低于“国企”的价格与流民交兑货物,交易的地点,即称“乡集”。

在当时,福建有历史记载的“乡集”多达四十七个,皆设在州县交界的“三不管”地区。虽是“双赢”,却素来是政府禁止的“黑市”。其运作维持,由当地的“集头”(即黑帮势力)操纵,用“潜规则”维护贸易秩序。参与贸易的“流民“和“商户”要向“集头”缴纳“保护费”,各“集头”皆拥有人马,相互间画地为牢,也时常为抢地盘火并。

此外,当地势豪大户甚至官衙,也与“集头”相互勾连,挑拨“集头”间互相仇杀坐收渔利。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地下秩序”。邓茂七与弟弟邓茂八流亡福建后,先在福建建宁做佃农,凭一身武艺继续“打抱不平”,成为当地江西籍流民的头领。

继而在乡集“交兑”时,为给老乡出头,当场与建宁“集头”发生冲突,一番恶战下,将当地“集头”当场打死,取而代之成为建宁“集头”,很快聚拢了数百人的人马,成为他后来举兵造反的“老班底”。身为“集头”,邓茂七立“交兑之规三十二条”,削减商户和流民的“保护费”,凡交兑双方的贸易纠纷,皆不得私下争执,全由邓茂七开“集堂”仲裁。甚至对亲弟邓茂八也铁面无私,一次邓茂八劫掠商户,被告到邓茂七处,邓茂七下令双倍赔偿,并当众责打弟弟四十大棍。其处事坦荡公正,在当地深得人心,对周边“抢地盘”的“集头”,邓茂七也恩威并施,延平,将乐等地“乡集”,皆被他私下派人活动,“发动群众”推翻当地“集头”,委任亲信把持。

至此,这个原籍江西的普通农民,已成威震福建沿海的“江湖大佬”,掌控建宁,延平等地“黑市贸易”,被当地乡民敬为“七哥”。不仅在“黑市”上一言九鼎,甚至附近州县商户遭官府勒索,也常请他出面周旋交涉,堪称“黑道白道”皆给几分薄面的重量级人物。但好景不长,因他联合商户抗拒缴纳新派赋税,得罪了花八千两银子“买官”的福建布政使林新,被官府联合当地大户“严厉打黑”,结果“乡集”被取缔,其属下在“严打”中伤亡惨重,纷纷逃散。邓茂七本人也不得不逃离建宁,躲到福建沙县避难,虽遭惨败,但其属下皆散落四方,势力尤在,官府也奈何不得。

移居沙县后,邓茂七先是“佃农为生”,继而被沙县当地大户潘鑫收留,潘鑫推举他为沙县“二十四都总甲”,负责统领当地民兵防务。所谓“民兵”,是福建当地大户为防“盗贼”,联合出钱精选各家精壮流民组成的民团。之所以推举邓茂七,实则是想借邓茂七的“江湖影响力”安定地方。邓茂七借机将逃亡各处的“老弟兄”纷纷招来,在沙县编练民团,壮大队伍。

在与沙县官府短暂的“蜜月期”后,邓茂七再行“侠义心肠”,多次因流民受虐以及苛捐杂税问题,和当地官府大户屡有争执,双方裂痕日深。正统十二年冬,福建遭遇风灾,各地损失惨重,但流民要向大户缴纳的“冬牲”,却照样一分不能少。在流民的请求下,邓茂七出面请愿,希望“大户”们能减免今年的“冬牲”,却横遭拒绝,与“恩公”潘鑫也当场反目。

盛怒之下,邓茂七下令流民们拒向“大户”缴纳“冬牲”,此举一下捅了马蜂窝。潘鑫与大户们联名去县衙状告邓茂七“谋反”,县令立刻派三百弓兵前去捉拿,孰料邓茂七的民团训练有素,竟把“官军”打的落花流水。长久压抑的“民怨”彻底爆发,当地流民纷纷拿起武器,协助邓茂七追缴官军,仅用一日即攻占县衙,沙县县令,同是“买官”来的吴涛逃跑不及,被逮后当场斩首。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邓茂七杀白马祭天,自号“铲平王”,即铲除人家不平事之意,彻底“官逼民反”举起义旗。“七哥”振臂一呼,福建当地应者云集。尤溪,清流等地也纷纷起兵响应,短短十天,兵力即发展到数万人,已然是燎原之势。



邓茂七起义的消息传至京城后,明王朝举朝震动,兵部侍郎于谦直斥祸乱根源是王振宦官乱政,并主动请缨南下剿灭邓茂七。但把持朝政大权的王振却认为“乌合之众不足患”,力主由福建当地自行征剿。结果不足数月,“贼”越剿越大,邓茂七先向南攻克上抗,长丁,继而沿武夷山挥师北上,连克宁化,将乐,攻占福建江西交界的杉关,阻住明军南下通道,再挥师沿富屯溪南下,占领邵武,顺昌。占有州县20余座,至此福建全省已沦陷大半。所过之处,义军纪律严明,到处“打土豪分田地”,连后来负责镇压的宁阳侯陈懋也承认“贼军(邓茂七军)屠掠大户,却于细民秋毫无犯,故民多附之”。

与此同时,邓茂七在其属地设官署,在农村编订里甲,正式“建立政府”,与明王朝分庭抗礼。而另一路邓茂七的“盟友”,早邓茂七一年起事的浙江矿工领袖叶宗留,也顺势从浙江南下福建,占领另一处江西入福建的要道车盘岭,与邓茂七相互配合,遥相呼应。



事到如今,派曾参加过北征蒙古战役的监察御史张海,率四千“中央军”南下福建延平,征剿正围攻延平的邓茂七,延平城高池深,邓茂七多次攻击受挫,偏巧此时张海到来,张海骄横,不顾延平知府邓洪劝阻,坚持主动出击与邓茂七决战,结果行至延平外二十里的双溪口时,邓茂七早已设伏,先派小部队诱引明军入双溪口,继而大部队切断明军退路发起攻击,恶战之下,明军指挥张都战死,张海躲在尸首堆里装死,方才狼狈逃回延平城,所部明军全军覆没。败报传来后,明王朝满朝皆惊,欲继续派大军进剿,却传来了倭寇侵扰山东的消息。

都察院右都御使丁暄建议对邓茂七“招安”,这丁暄是正统时期有名的“贤臣”,曾在山东,河北,陕西等地做地方官,在任期间惩治贪污,安抚百姓,素来颇有政事。而此时王振也担心福建叛乱屡剿不平,会牵出之前自己“卖官鬻爵”的丑事,便也想息事宁人。是年六月,明朝遣丁暄为使,南下福建“招抚”邓茂七。而在邓茂七义军内部,“主和”声音也不断,部将蒋福成,兰德隆等人皆认为,以福建一地,势必无法和整个明王朝抗衡,只要朝廷能够答应义军条件,减免福建税赋且给予流民“合法身份”,招安不是不可。众议之下,邓茂七也颇动心,遣使至延平,声称只要明朝封他为“福建铲平王”,就可停止作乱。一场震撼东南的叛乱,至此已接近“和解”。

但偏巧先前战败的张海以及延平知府邓洪败事,朝廷“招安”的消息传出后,邓茂七本已解除对延平的包围,后退三十里,但张海等人认定邓茂七松懈,企图借机立功,竟派2000官军突袭邓茂七,邓茂七猝不及防,初战失利,但随即整顿兵马痛打明军,2000明军全军覆没。

经此一战,邓茂七部上下彻底断了“招安”的念头,数日后丁暄抵达延平,听闻此事后气得“呕血数升”,大骂张海和邓洪两人“庸臣误国”。但事到如今,丁暄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派使者求见邓茂七,力陈上次的事情是“误会”,并送上赦免邓茂七罪过的“赦书”。邓茂七却早不抱幻想,冲使者笑骂道:“打下延平和建宁,整个福建就是我的,还用你赦免吗?”大手一挥,使者被拉出去砍头祭旗。

随后,邓茂七派部将陈敬德南攻泉州,自己亲率主力攻打延平。可怜“贤臣”丁暄,招安不成,只得坐守延平,苦守待援。同时,邓茂七再其老巢沙县西南陈山寨设大本营,斩首此前曾力主招安的多名部将,命三军誓师,训话道:“我等与明廷,从此有我无他,胜则王,不胜则死。”



至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二月,邓茂七已占领福建州府二十七县,且兵锋威胁江西。这期间明王朝三次派兵南下征剿,均大败而回。至次年一月,明王朝痛下决心,任命名将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精选京营以及山东,山西,浙江,江西各地精兵共四万七千人,南下平定邓茂七。这支军队包括屡次在山东,浙江痛击倭寇的“备倭军”,在北方边境数次击败蒙古人的宣大精骑,以及掌握“高科技武器”的大明神机营精锐,可称是优中选优的“明星阵容”,统帅陈懋,更是彼时战功赫赫的名将。

明军从江西入福建,先夺取邓茂七重兵把守的杉关,继而层层推进稳打稳扎,一路捷报频传。强大军势下,邓茂七收缩兵力退守沙县,企图利用福建当地多山的特点,阻击不熟地理的明军,此举果然奏效,明军遭到阻击后,无力攻击陈山寨,只得暂时扎营。双方在延平,沙县一线形成相持。



强攻不成,陈懋随即开展“地下工作”,其部将张锴率浙军入闽,招降了邓茂七的部将罗汝信,正巧此时瓦剌犯边,北方边境告急,陈懋随即命罗汝信在邓茂七军中散布“朝廷大军北返”“延平空虚”的消息,邓茂七果然上当,随即于二月九日率主力部队北进,再攻延平。

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罗汝信等人散布谣言,更因为陈懋到福建后厉行“坚壁清野”之策,断绝邓茂七与周边州县的联系,导致邓茂七部钱粮匮乏,已拿久持,只有冒险出击延平,意在“捞一把”。

二月九日深夜,邓茂七军与延平本地福建军遭遇,接战后大破福建军,追抵延平城下,这时候伏兵杀出,陈懋精心布置的“神机营”“浙军”“宣大精骑”三支主力,已然对邓茂七形成合围,经过浴血奋战,邓茂七部全军上下人人奋勇,皆力战而亡,邓茂七在突围时中箭牺牲。

随后陈懋乘胜追击,三日后攻破邓茂七的陈山寨大本营,杀邓茂七之弟邓茂八。之后或打或拉,在福建当地陆续平定陈敬德,王十三,刘老九等邓茂七余部的作乱,至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三月,持续三年的福建邓茂七之乱,终于彻底平定。

其后,明王朝依徐有贞(即后来害死于谦的大奸臣)建议,在福建当地重新修订《黄册》《鱼鳞图册》,把流落福建的数十万流民尽数登记在册,给予“合法户口”。邓茂七之乱期间没收并发放农民耕种的土地,也一概承认其“土地产权”,此后,福建人口剧增,垦田数大增,成为国家财政收入里的“纳税大户”,这个中原士大夫眼中的“荒蛮之地”,开始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

二十年后的成化年间,担任福建布政使的杨越就说:“自邓贼之乱后,闽地(福建)田亩翻倍,赋税激增,盖国朝(明朝)之前所未有也。”至明朝中后期的万历时代,福建已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集中地,泉州,福州等地更成为世界闻名的“国际贸易口岸”,万历时期曾任户部尚书的王国光也在其文集里承认:“福建之兴,盖正统之乱(邓茂七起义)后肇始。”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明王朝派遣“明星阵容”全力围剿邓茂七的正统十四年(1449年),同年七月,明王朝又起兵五十万,由明英宗朱祈镇亲自统帅,开始了对蒙古瓦剌的“御驾亲征”,“两线作战”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就在陈懋彻底平定邓茂七陈山寨大营半年多后,瓦剌大军也向被围困在土木堡的五十万明军发动总攻,一举活捉明英宗朱祈镇,制造千古奇辱。之后瓦剌大军迫近北京,兵部尚书于谦统筹北京保卫战,本想调陈懋的浙军北返,但因福建战事牵制,最终只调回一部。

景泰元年秋,明朝遣右都御史杨善出使瓦剌,瓦剌嘲讽“土木堡之役,大明军何以不堪一击。”杨善答道:“六师劲旅全被征调南征(即征讨邓茂七),所以一战即溃”。可见“邓茂七之乱”对于明王朝的牵制不小。这场战乱造成正统朝最后三年“外有胡虏犯边,内有流贼作乱”的情景,似也为二百年后,以相同方式灭亡的明王朝,提前预演了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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