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暴行:64户人的村庄被屠杀的仅四人生还

 “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成为少数幸存者之一。”“血水流进大冶金牛镇三根祠街口塘中,从此,我们把这口塘叫‘血水’塘”……昨日,记者到省档案馆翻阅抗日档案,这些岁月沉淀下来的文字,似乎要跃出纸面,悲愤呐喊!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湖北省根据中央要求开展抗日史料的征集和调查,留下了这批浸透血泪的宝贵史料。

  杨植夫:“亲睹八九人因酷刑惨死”

  “1940年我在武昌十字街44号开设香烟店,4月24日下午,突有日寇宪兵队队长小田,将我抓捕……”武汉居民杨植夫在控诉书中说:“他们说我是新四军密探,我不承认就将我悬空吊起,用烟熏、火烧、水灌、电触,长达5小时之多。我昏死过去两次,均用冷水浸醒。”

  第二天,日寇要求杨植夫放弃生意,为他们做情报工作。杨植夫以养家糊口为由拒绝,小田大怒,命令四人用大木棍轮流暴打。“我四肢俱折,血将头发全部胶住”,杨植夫说。日寇将他囚禁的5天中,杨植夫亲眼看见八九人因酷刑而惨死。

  由于130余家商铺担保,杨植夫被释放,诊治3个多月都未能痊愈,落下终身残疾。后来,日寇又到他家勒索脚踏车30辆、金戒指12对、法币数千元。

  周秀清:“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1940年农历二月初九,日寇血洗了我们周家大湾。”孝感村民周秀清时年18岁,他说,日寇挨家挨户将村民驱赶到湾外的稻场,50多个男人全部强行跪下,一顿猛打后,从北边开始,日寇将头5名人的肩头一拍,带到约莫三四十尺外,当做活靶子开枪射击。

 

  之后,周秀清和30多个青年被赶到一条水沟边跪下。他回忆,“我低头向后一瞥,敌寇在背后坡地上架起了机枪……子弹喷射过来,我感觉皮肤像火似的灼烧,随着惨叫声,一个个都倒了下去……过了一会儿,我恍恍惚惚从死人堆中向前看,只见前面小山上的松枝在晃动,才意识到自己没死。再看看倒在沟里的小伙伴,个个都被打掉了后脑壳,血水呛得人透不过气来。”

  听到日寇说话,周秀清一动不动趴在原地。没多久,日寇又对着尚在挣扎的人补了几枪,周秀清的右腿和右臀被打中,再度昏了过去。傍晚,周秀清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64户的周家大湾,4人重伤得以生还,不过都是终生残废。”

  吉广智:“过一次关卡,就像过一次鬼门关”

  1938年10月20日,日军占领大冶铁山。一份作者署名为“吉广智”的档案记载:“铁山很快变成一座法西斯集中营,到处设碉堡、哨卡、围电网,对矿工和农民实施了枪杀、活埋、灌辣椒水、上电刑、练刺杀、狗咬等各种酷刑。”

  一次,日军抓了13个不肯为他们卖命的矿工,让他们自己挖好坑,把他们全部推到坑里,往里填土,当土填到接近头部时,日军举起枪托猛砸被害者头部,打得血浆四溅。有时,日军还把矿工推入坑内,倒进生石灰,再倒进冷水,使坑里的生石灰产生高温把人烧得皮开肉绽,活活痛死。日军把这种残害人命的方法叫“泥鳅拱铁山”。

  矿工下班要过一道道关卡,很多青年妇女就给自己脸上抹层锅底灰,就算这样,有时也逃脱不了日军的蹂躏。矿工们悲愤地说“过一次关卡,就像过一次鬼门关。”

  杨道爽:“连汉江的水也变红了”

  杨家大洲,位于宜城璞河镇东约10华里处的汉江荒洲。杨道爽说,乡亲们躲在这儿也未能逃出日军的屠杀。

  1940年农历4月29日,12岁的杨道爽在父母的带领下,和神色慌张的乡亲们一起往洲上跑。“我们气喘吁吁,刚坐下来,突然扑来一群日本兵,用明晃晃的刺刀戳人,顿时许多乡亲丧命。”杨道爽亲见杜大朝和他的三弟、五弟,杜家柯和他不满12岁的儿子都被杀死了;正在害病的杜道斌被妻子用驴驮到大洲,妻子为了保护丈夫,伏在丈夫身上,日军将夫妻俩一起刺死;鲁某的妻子和他18岁的妹妹被日军轮奸;杨生贵一家4人全部被杀。杨道爽的叔伯姐夫吕敬城及哥哥也被杀害。

  “一个日军用刀砍我父亲时,我父亲用胳膊一拦,奋力将日军打倒,拼命逃出了虎口。”杨道爽说:“我吓得昏在死尸堆里,侥幸躲过了日军的屠刀。”这次日军在杨家大洲杀死父老乡亲400余人,致残200余人,“连汉江的水也变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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