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前的外交尝试:忍让未见效被迫应战

  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国军是粤军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十九路军的领袖是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张应付日军挑衅。

  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做了错误的判断,将日本掩护伪满洲国建立的“假战争”行为,误判为日军将“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见蒋介石《第二期抵抗方案》),认为战火将迅速扩展至全国,“中国重要各地亦随时均有重大危险发生”(见《外交部致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照会》),甚至认为“国亡即在目前”(见蒋介石《告全国将士电》)。有鉴于这种严重判断,国民政府认为国家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所以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

  1932年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在与汪精卫、蒋介石详商后,急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见《行政院急电市府避免与日本冲突》电稿)同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亦致电吴铁城,重申“沪市为我经济中心,总以和平应付、避免冲突为是”。23日何应钦还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布防。一二八事变前四天,张静江邀请蔡廷锴到杜月笙家中,劝第19路军“……最好撤退到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蔡廷锴猜测张是受“蒋介石所授意”。(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在得知国民政府的态度后,蒋蔡等人感到沮丧,但是也表示会服从军令撤出上海。蒋光鼐说:“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1月27日下午,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宪兵第6团接替第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地区的防务。该团27日晚8时从南京车站上车,28日正午抵达真如,其先头一个营下午到达上海北站,准备次日(29日)拂晓接替十九路军第78师第156旅第6团在闸北的防务。

  1932年1月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后,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国民政府和上海各界的要求下,乃于28日13时45分复文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1月28日夜11时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日方村井给吴铁城和上海市公安局长的回信,对上海方面接受日方四项要求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吴铁城接到该回信已经是11时25分。夜11时30分,不等中方答复,日军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我十九路军第78师156旅翁照垣部随即起而抵抗(前来接防的宪兵第6团一部也一起奋而抵抗),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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