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游击战的发展历程:武汉失守后成为主战场

1938年8月22日,日本首相在致蒋介石亲笔信中写道:“坚信板蒋(板垣征四郎、蒋介石)会谈必将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战后日本官方战史《大本营陆军部》记载,近来,我陆海航空部队猛烈轰炸重庆,迫使重庆方面和平气势高涨,只有中国共产党军坚持反对议和。一向谋求保存和扩大自己实力的中共军,竟于8月20日夜,在华北断然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大反攻。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写道: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日军从未想到八路军的力量从1937年8月渡过黄河后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达到如此程度。日军《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了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泉可畏翁参谋的回忆:“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指导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日军认识到,在国民党军队失去了在华北的存在后,“共产军(八路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

1938年8月正是武汉会战最激烈的时期。日军主力从华北转移到华中,正期待以一场决定性的会战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自一年前“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以来,1937年11月8日,山西首府太原也迅速告失,宣告国民政府正规部队在华北的抵抗全面完结。国民党晋绥军并非没有进行大规模抵抗,但与此前的淞沪和徐州会战一样,国民党正面战场消耗性战法的失败在山西再度上演。以山西抗战中的忻口之战为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记载,国民党晋绥军十余万人在忻口以北宽大正面一线布防,日军实施中央突破,对我阵地狂轰滥炸。10月18日一天,敌人的炮火摧垮了国民党军11个步兵团的建制。经过二十余日激战,我军阵地中央守军“战斗员伤亡2/3以上”,“日耗两团以下”。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大规模地被损耗,八路军如何能在敌后生存并短时间迅速发展壮大?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姚有志少将指出,国民党政府主张的持久消耗战略具有明显缺陷,这主要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拼死防御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性,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这个战略直接导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英勇抵抗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往往却是丧师失地。

对1937年日军以西进和由华北南下之主力合击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毛泽东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采取“攻势防御”的建议,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毛泽东所说的“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正是在敌后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更多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

八路军出征前蒋介石曾明令,八路军在抗日战场的作用是配合华北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侧翼支援作战。然而毛泽东及时准确地把握了局势的变化。自太原失守后,河北和山西的主要地区已经全部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就在太原失守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明确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正规部队在山西全面溃败的新形势下,八路军应该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解,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平型关之战后,八路军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115师部分干部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交界地带建立了八路军第一个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9师、120师和长江局的电报中,再次叮嘱各路即将出发创建根据地的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他进一步强调,“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在7天后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更是提出,应该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而“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



毛泽东游击战理论的发展:从平原到山地

徐州失守后,对于未来战局的发展和八路军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党内再次出现不同认识。日军在占领徐州打通津浦路后,到底是会继续南下,从而给八路军提供更有利的敌后发展空间,还是会将主力回师华北,肃清后方,给游击战争造成更大的困难?对这一局势的判断,将决定着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否能抓住根据地发展的时机,决定敌后抗日战争的未来发展。

早在1937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致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中就指出,日本侵略军决不会允许八路军在其后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宁,它“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而这种进攻将是极端残酷的。对于未来日军的进攻,毛泽东预见,“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规模和程度,将直接影响着未来抵抗日军进攻的能力”。在1938年日军南下的历史关头,毛泽东的判断是,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因此“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战机,利用日军主力南下,国民党正规军对他们牵制的这个空当,果断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重大决策。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其实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八路军应该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中,就包含着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意识到,山区虽然有适合游击战的地形优势,但物产和人口均不如平原地区;而平原地区虽然地形不利于游击战,但在物质上拥有比山区大得多的优势。并且备受日本侵略军屠杀和蹂躏的沦陷区(包括平原地区)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领导他们保卫家园的抗日军队的到来,这是八路军壮大和发展的新的有利空间。

轻信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只是一场冒险。早在1937年12月中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他立刻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129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进行试探性的游击作战。其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吕正操在此前两个月率驻冀中的原东北军53军一个团脱离原建制,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此后毛泽东先后派遣得力干部前往冀东、山东开辟新的游击试验区。所有这些小型试探性行动的成功,为毛泽东在1938年华北日军主力南下时果断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游击战、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决策依据。

敌后在游击战中颤抖

当国民党主力部队通过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一系列规模空前的正面会战对日军节节抵抗时,八路军来无影去无踪的游击战能够在敌后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呢?日本战后官方战史《华北的治安战及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中国派遣军第1科高级参谋真田一郎大佐在1940年11月28日,就当时的局势和日军未来的作战方针进行的汇报,反映了日军对八路军游击战的看法:“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长三角)、武汉地区、华北,其中以华北最差。”

全面抗战后最早沦陷的华北作为当时日军大后方,却成为“治安”最差的地区。真田一郎大佐写道:“方面军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令人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军队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

这正是毛泽东人民战争和游击战战略实施后迅速获得的成效。1937年三个师的八路军在1938年,已经能够组织超过100个团的部队(尚不包括在山东等地的部队)对日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及时振奋了全国人民对抗战的信心和士气。日军战史《华北治安史》在总结其1941年开始为期3年的“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时说:“治安良好的只有7个县,有137个县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295个县属中间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他们不得不承认:“对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虑保点线。”

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不仅仅只是在敌后的华北地区。在华东敌占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非常活跃。伪南京国民政府在1941年5月16日公布了由汪精卫签发的《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中写道:“被指定为第一期清乡地区的江南一带,为连接新政权(汪伪政权)的心脏上海和首都南京的铁路沿线要地,是中国屈指可数的谷仓地带,又是新政权势力达不到的敌性地区。此地自1937年末以来,已成中共及重庆方面游击队‘忠义救国军’(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游击根据地。前者以常熟、江阴地区为根据地,积极建设解放区;后者在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尽力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

共产党游击队的作战控制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这样形容当时伪政府的处境:“1941年春,重新建起的新四军第6师(师长谭震林)占据此地,解放区的政权组织甚至渗透到乡镇基层。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汪伪政权)苦心设置的县政府,与其说是行使地方政府的机关,莫如说不过是税收机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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